[转载]我对尹才干兄长做些阐释

下附尹才干的〈不遵守创作公约 新诗终将死亡〉

中国新诗目前仍然处在探索的初级阶段，文体与语言尚未定型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在七年前撰写的诗歌评论《浅谈中国新诗的发展》一文中，已作过较为详细的讨论，于此不在赘述。既然中国新诗目前仍然处在探索的不成熟的初级阶段，诗人、诗歌评论家、读者就应该不断地对新诗进行反省，客观、公正、准确地诊断中国新诗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明晰中国新诗的探索轨迹、生产流程、传播机制、文体肌理、社会效应和演变态势。
   
    这里简单叙述一下，就目前诗歌创作的种种现象，进行一番认认真真的把脉后，诊断出的结论：

    一是新诗写作者整体素质越来越差。从多数“执政诗人”的文学素质可以看出。谁知道，他们当中有几人像郭沫若、艾青等诗歌大师那样学贯中西？他们当中有几人像闻一多、臧克家等诗歌大家那样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？而现在多数诗人的实际情况是——先天不足，食洋不化。

    二是创作的新诗质量呈加速下滑趋势，核心竞争力匮乏。数量不断翻番，每天发表在各类媒体上的诗歌总计不下千首，质量却越来越差。不妨天天到几家主流诗歌媒体上浏览，半月也难见一首好诗歌；这些多如牛毛的诗歌与上个世纪的一些优秀作品差之甚远。在当今新诗功能萎缩的大环境下，与小说、散文、剧本等文体相比，新诗的核心竞争力十分匮乏。近些年来，没有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能够像上个世纪的席慕容、汪国真的作品那样“洛阳纸贵”，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皆诵席、汪之诗。

    三是诗的“中华性”丧失，食洋不化。诗歌的中华性，实质就是中华诗歌的“根”性。许多诗歌作者完全抛弃了中华诗歌的有些可以继承和发展的特性，不是很好地融合域外优秀文化元素，而是机械地别求新样于异邦，背离了华夏民族的诗歌心理和诗歌欣赏习惯，自以为是地生产出一种被千百万华夏读者冷落的所谓的“新诗”。

    四是诗派丛生，诗歌的传播面越来越小。当今诗派丛生（某一网络媒体几年来诞生了数以百计的“诗歌论坛”），诗派越多，诗歌的圈子就越狭小。诗歌的圈子越狭小，诗歌就越难进入大众文化消费领域，影响自然就很小。有的诗歌是诗人写，诗人读；许多诗歌是少数诗人写，多数诗人都不读。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得多。

   五是诗歌文体特色逐渐模糊，有沦为边缘文体的趋势。有的现代诗歌，“新”得很彻底：首先，选用的全是“大白话”，枯燥乏味。平淡一如纯净水，对“诗歌是文学艺术作品，要用艺术语言写作”的定律全面颠覆。其次，语言缺少锤炼，粗制滥造。许多诗歌作者把“生活词语”等同于“艺术语言”，认为不必锤炼，写得越明白如话越好。再次，完全抛弃中华诗歌讲究韵律的传统，既无外在的节奏美感与音乐属性，也无内在情绪的起伏和律动。只是分行排列，与散文无异，这样的所谓诗歌，只是“散文化”而已，却与真正的优美散文又沾不上一点边儿，成了不伦不类的边缘文体。

      造成新诗这种创作上的混乱而倒退的局面，我想其主要原因——就是诗人们没有遵守一定的中华诗歌写作的潜在规则，或者说是“中华诗歌创作公约”。席慕容、汪国真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很很地“火一把”，就因为他们的作品，遵守了一定的中华诗歌写作的潜在规则（关于席慕容、汪国真作品的特色，我将另文论述），有效地提升了现代汉语的质地，充分释放了现代汉语的巨大魅力。俗话说得好，无规矩，不成方圆，诗歌也不能例外。诗歌界也应该有一定的“规矩”，否则或自由散漫，任意涂鸦，或拉邦结派，画地为牢，新诗不仅成不了“方圆”，最终还将走向死亡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2007，02，18晚畅饮后速成